我在台灣的適應

 　   我於1972年（民國61）抵達台灣，應該說「回到唐山祖國」（東南亞華人習慣自稱「唐人」，將中國、台澎金馬皆統稱為唐山）。

  　  在台灣的生活課業上可說毫無障礙，但在政治的意識形態上卻差異很大，例如本來被中共解放軍教練們灌輸為偉大的毛澤東主席，卻變成台灣國民黨的「毛匪」，共產黨人所詛咒的「蔣匪幫」頭目蔣介石則成了國民黨的偉人。民國64年瞻仰蔣公遺容時，看到其他民眾嚎啕大哭，我也想有樣學樣，但無論如何努力，都擠不出一滴眼淚。受到多年「感化」的我，當然也不會為「姓毛的」死掉淚。

 　   對於台灣的過往歷史糾結，起初我真的一無所知，當Intern時在開刀房幫忙拉鈎，聽「外科雷公」陳楷模教授罵國民黨，宛如鴨子聽雷。大學畢業後醫師同仁聚餐，曾有人提到「二二八」這名詞，我聽得滿頭霧水，一追問，全部人都噤若寒蟬。深感想要水乳交融地融入一個社會，還真是不容易！

　  在當時反共抗俄的白色恐怖氣氛下，多位來台僑生無故失蹤被遣返回僑居地；我一刀切斷過去「不正確」的思想，努力做個馴服的良民。

　    因此我從不跟任何人談及我個人過去的遭遇，甚至連家人女兒至親。為了不讓女兒與旁人格格不入，我甚至不敢灌輸她們任何我個人「已被扭曲」的人生價值觀。在此部落格上，是我第一次用文字簡略敘述表達，把兒少的經歷寫出來，感覺舒暢許多。這也算是心靈創傷後的自我療癒過程方法吧！這些經歷讓我在編撰共生公民社會論壇時，特別能體會岳飛寫「滿江紅」、文天祥寫「正氣歌」、孔明寫「出師表」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