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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2日 星期四

人間百年筆陣 以台灣精神作為「文化中國」的靈魂
 2015/11/11|作者:執筆人/黃光國 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





 執筆人/黃光國 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

十一月七日,我的學生為我的退休所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包括兩個論壇,其中之一的主題是〈以台灣精神作為「文化中國」的靈魂〉。針對這個主題,我要指出的是:當前的台灣是一個「比中國更中國」的「文化中國」。如果我們的社會精英了解「台灣精神」的積極作用,並自我砥礪,它將成為台灣這個「文化中國」的靈魂,可以引領「中國文化」的發展。

「文化中國」(cultural China)是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在一九八○年代提出的一個概念,原本是指離散於大陸之外的華人文化區。最近我有一位來自廣州中山大學的研究生,寫了一篇碩士論文,討論〈海峽兩岸的「三國演義」〉。他認為:現在海峽兩岸其實存有三個「中國」,「政治中國」的控制中心在北京。在東亞四條小龍騰飛的時代,台灣商人發揮了堅毅不拔的「台灣精神」,將台灣打造成「東亞經濟奇蹟」的模範地區,當時「經濟中國」的中心在台灣,現在已經轉到大陸沿海各地。但「文化中國」的中樞,仍然是在台灣。

不久之前,清華大學的楊儒賓教授出版了一本《1994禮讚》。他提醒我們:當年跨海而來的不只有白色恐怖、二二八和冷冰冰的政權,除此之外,還有豐富的文化資源。彼時大陸馬列主義當道,胡適、殷海光等自由派學者,徐復觀、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學者,苟無在台灣自植靈根的機會,不能發展出日後的民主花果。

其他文人學者從張大千、林語堂、溥心畬、臺靜農以降,莫不攜來中西資源,結合在地民情風土,才能有兼容並蓄的台灣文化。

楊儒賓所更關心的是「納中華入台灣」後,台灣文化如何能夠獨樹一幟,在世變之後開出新局?

從「後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來看,所謂最重要的意義,就是把中華文化和西方交匯時所產生的重大學術和文化問題帶到台灣來,讓台灣的知識精英有機會運用他們從台灣獲得的文化資源,來找尋這些問題的答案。

從國民政府撤守台灣以來,港台地區研究中華文化用心致力最深者,莫過於牟宗三(一九○九~一九九五)。牟氏是山東棲霞人,天資聰穎,自青年時期,即潛心精研中、西哲學,二十七歲出版《從周易方面研究中國之玄學與道德哲學》,此後即著述不斷,他獨力將康德的三大批判書譯成中文,又整理儒家思想的統緒,著作《心體與性體》三巨冊,以及《佛性與般若》,累積極為豐富的哲學寶藏。臨終時自謂:「一生著述,古今無兩」,堪稱現代新儒家的靈魂人物。

從本文的論述脈絡來看,新儒家在台灣的任何學術或文化成就,都可以看作是某種「台灣精神」的發揮。舉例言之,今天台灣人文及社會科學界在國際上擁有一席之地的,唯有新儒家而已。大陸學術界要想研究儒家思想,也很難繞過「港台新儒家」。如果他們當年不來台灣,他們會有這樣的成就嗎?他們在學術上的成就,難道不能說是「台灣精神」的發揮嗎?

從「進化認識論」的角度來看,有好的問題,就可能找到好的答案(Popper,1972)。沒有問題,必然不可能找到任何答案。

在我看來,當年中國知識精英南渡最重要的意義,便是把他們在大陸未能解決的學術和文化問題帶到台灣來,讓下一代的人可以發揮「台灣精神」,解答這些問題,並把台灣打造成為「文化中國」的中心,所以說:「台灣精神」是「文化中國」的靈魂。

從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來看,今天的台灣社會是處於儒家文化、人間佛教和西方個人主義三大文化系統的交匯之處。在可預見的未來,台灣的社會科學界必須以研究者對這三大文化系統的認識作為基礎,正視台灣人「生活世界」中的各種現象,致力於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

這樣建構出來的理論不僅可以用來解決台灣社會中的問題,也可以適用其他的華人社會。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台灣精神」便能夠成為「文化中國」的靈魂,進而引領中華文化區的學術及文化發展。

有心向學,豈可無志?凡我同仁,其共勉之!

資料來源: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42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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