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沒落

　　繼學者胡佛批評政論節目充斥趕通告領現金的學者與名嘴之後，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王汎森也指出，知識分子過去是社會的主流，現在卻成為過時名詞；他期許知識分子要覺醒，擔起應負的責任。晚近知識分子的沒落，使得台灣的民主發展逐漸被政客和名嘴所主導，他們的言論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這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知識分子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一直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從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開始，就由知識分子主導著國家的大方向。當時參與革命的青年陳少白、鄒容、黃興等人都是學有所長的頂尖知識分子；五四時代胡適、李大釗、陳獨秀等人所引導的新文化運動，更改變了整個中國的文化史。


　　中國的知識分子一向服膺「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的夫子之訓；政府遷台之後知識分子謹守本分，有些在政府部門從事建設的工作，有些在學術領域鑽研，都有傲人的成就。直到經國先生晚年，民主發展遭遇到瓶頸，學者又站出來大聲疾呼，掀起另一波民主的高潮。


　　自從李登輝和民進黨相繼執政二十年之後，知識分子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名嘴與政客。一方面是由於媒體的生態所導致，媒體講究收視效果，只要敢講敢秀，內容不重要，最好是可以增加戲劇效果。結果就是胡佛所批評的：「觀眾喜歡聽什麼就說什麼」、「罵人也可以硬拗」。


　　一方面也是因為政治上藍綠惡鬥，政治理念被激化之後，誰要站出來就被分黨歸派，非藍即綠的光譜下沒有其他的空間，批判的力量被削減了，客觀的立場也沒有了，結果就是知識分子不願意站出來攪和，成為王汎森所說的「自我邊緣化」。最後就讓名嘴和政客主導著台灣的價值。


　　媒體除了造就政客和名嘴兩大主角之外，還有達人和藝人當配角。新聞上充斥著「大眼妹」、「豆花妹」、「檳榔妹」，及「補教人生」等低俗的連續劇。胡佛說：「一味的急功近利，人的眼光短了，心胸也小了」。當然，人的品格也降低了。


　　這些責任不是知識分子應該承擔的，政府有其責任。政治人物帶頭到街上吶喊，他們都掛著公職，等於是帶著國家名器上街頭，顯然不合適。媒體經營者只顧賺錢，無視於媒體是社會公器的事實，放任羶色腥在每一家戶的客廳裡散播，媒體沒有責任嗎？


　　因為知識分子被迫躲到象牙塔裡，才使得「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在過去，知識分子是絕對不容許社會的亂象成為常態，也不會讓惡質的價值成為社會的主流。每當政治侵犯到人權、侵凌到社會價值的時候，他們不惜坐牢，必然發出正義的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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