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30(自由時報)
對經濟復甦感覺超好的馬英九，在參加一場經濟論壇時表示，政府將考慮為公務員加薪。他認 為二○一○年經濟成長率很有機會超過十％，是近二十年來最高，高經濟成長率正是加薪的時機。加薪是所有受薪階層最期盼的事，但最後只能從官員口中聽到或從 媒體報導上看到經濟成長亮麗的數字，卻等不到加薪。過去兩年，馬政府推出不少短期就業方案，二○一○年全年平均失業率仍在五．二％，僅次於二○○九年的 五．八五％；而就業人口中更有三六○萬受僱者，月薪不到三萬元，淪為窮忙族，其中一百萬名勞工月薪則在兩萬元以下，維持基本生活都成問題。對這些勞工來 說，看到馬英九主動為公務員加薪，只能感嘆平平攏是人，那ㄟ差價ㄗㄟ？
九○年代開始，廠商將「降低成本」的台灣成功經驗，以五倍、十倍或更 大規模到中國複製，二○一○年全年「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比重高達五十．四三％，創歷史新高。生產地點外移後，國內工作機會自然減少，目前因關廠歇業而失 業的人數，約為整體失業人數的四十二％。另一方面，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因機器設備、半成品及零組件大量出口海外而有成長，薪資所得卻因舊工作機會流 失，新工作機會不易創造而停滯，使得經濟成長與薪資所得成長呈現不同方向的變化，這是馬英九一再誇稱的「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所必然產生的結果。所 以，當前無法加薪的問題不在經濟成長不夠快，而是經濟成長與薪資成長不再同步變動。
就算馬英九任內不開放中國勞工來台，只要廠商能持續將生 產地點外移中國，就等同於馬英九放任台商在中國僱用中國勞工取代台灣勞工。一旦廠商多了在中國僱用勞工，複製台灣成功經驗的選項，台灣勞工要求提升勞動條 件的聲音將更為微弱，薪資更加不易成長。廠商選擇到中國生產，雖讓企業主獲取更多的利潤，高階主管賺取更高的薪資與紅利，卻讓台灣勞工的工作時間更長，工 作更無保障，薪資所得的購買力日益低落。台灣財富愈來愈集中後，中下所得階層除了要面對薪資成長停滯，還要承受更多工作與生活的不確定，並衍生出嚴重的社 會問題，如：人民間互信程度下降，富人與窮人間階層對立，以及富人與財團享有愈來愈大的政策影響力及愈來愈多的發聲機會與管道。
經建會主委 劉憶如在經建會年終記者會，舉出一九九一至二○○○年間，台灣民間投資實質成長率每年平均高達十％，居亞洲四小龍之首，而同時期年平均失業率都介於一％與 三％之間；二○○○年後，民間投資平均每年衰退○．七％，而年平均失業率則上升到四％至五％之間，為四小龍之末。由於二○一○年民間投資成長率預估將高達 三十一．九一％，她遂樂觀預測二○一○年台灣民間投資的成長將帶動二○一一年工作機會的增加。其實，二○一○年民間投資成長率之所以亮麗，係因二○○九年 民間投資大幅衰退後跌深反彈的現象；事實上，二○一○年台灣民間投資率（民間投資金額占ＧＤＰ比率）仍遙遙落後南韓。
一九九一至二○○○年 間，台灣民間投資率之所以居四小龍之首，係當時政府對廠商將資金與技術外移中國採取較嚴格的管制，投資中國金額占ＧＤＰ比率一直維持在○．五％上下，廠商 不易將資金及技術外移中國，只有在國內投資進行必要的轉型。二○○○年後，政府對廠商海外投資採取開放政策，上述比率遂由一九九九年的○．五％一路上升到 二○○八年的二．五％。政府未能對廠商投資中國有效管理才是二○○○年後台灣民間投資不振的主要原因。二○○三年十月當時的立法委員劉憶如亦以此質詢過經 濟部長，怎麼換了位子就換腦袋！
不少人認為貧富差距擴大與財富集中的現象是全球化潮流下，市場經濟運作的自然產物，其實，馬政府向財團傾斜 的偏差政策，讓負面衝擊更為嚴重。具體的說，馬政府上任後，除大幅調降遺贈稅率；也不管廠商是否在國內投資創造工作機會，卻一視同仁的調降營利事業所得稅 率，還大幅放寬廠商投資中國的限制。
由於今年赴中國投資的廠商，還可因ＥＣＦＡ以及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協定，享受商品輸往台灣及東協國家的 關稅優惠。這些誘因激勵下，預計台商在二○一一年會出現另一波外移中國潮，「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比重還會上升，國內就業情況很難好轉。然而，馬政府不了 解問題的根源，還天真地期待公務員加薪會帶動民間企業的加薪；馬政府似乎忘了鼓勵廠商投資中國，廠商多了出走的選項後，請問還有廠商會跟著馬英九為員工加 薪？
由於廠商投資中國與投資台灣並非是互補關係，廠商選擇投資中國後，就會減少在台灣投資。一旦投資中國取代投資台灣，國內投資做為經濟成 長的動能就愈來愈弱。此外，隨著廠商投資中國，更多的主管與高科技人才及其眷屬將會前往中國工作與生活。這些人是台灣民間消費的主力，人不在台灣自然不會 在台灣消費，這也是民間消費自二○○○年後就不再成為經濟成長主要動力的原因。可預見的是，除了台灣愈來愈依賴中國，未來經濟成長帶動薪資所得成長將愈不 可能。（作者林向愷為中正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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