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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12日 星期六

中國選舉與治理-民主才是硬道理——談深圳、重慶模式

2011-01-19 旺報 【記者楊偉中/整理】


 評論解讀知名博客作家楊恆均正在「走遍中國」,他整理了對重慶模式與深圳模式的觀察與比較。


 「深圳模式」是30年前改革開放的直接成果,是「發展就是硬道理」的真實反映。「浦東模式」、「溫州模式」等,基本上都和「深圳模式」一脈相承。這種模式的特點:講究效率,相對開放的市場,比較自由的經濟,加上政治上有限度的思想解放。


 「深圳模式」發展到今天,也出現了嚴重的問題,貧富差距加大,貪汙腐敗盛行,民眾的不滿日增,近幾年經歷了「民工荒」、買不起房到富士康跳樓事件,「不缺錢」的「深圳模式」缺少了點什麼,是公平正義,道德水平,還是文化與精神?


 我們不禁要問,「深圳模式」出了什麼問題?是一開始就走錯了路?還是來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時我們卻失去了方向?「發展是硬道理」這句話還是「硬道理」嗎?


 民生才是硬道理


 難怪這個時候,「重慶模式」會橫空出世,薄熙來適時提出了一個口號:民生才是硬道理,公正也是生產力。


 按照「重慶模式」的智囊們的解釋,「重慶模式」主要是指這樣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實踐:以「唱紅打黑」為主體的社會治安整頓和精神文明建設、公租房規畫、戶籍制度改革為標誌的城鄉統籌發展,和以建設內陸大開發戰略高地為戰略的包括重組國營、民營、外資三駕馬車、優化經濟結構等內容。


 智囊們始終強調的不是改善民生的經濟措施,而是「重在文化改造,重在精神建設,是運用毛主席大公無私的思想對那具有『腐敗性的傳統文化』的又一次蕩滌」,這正是「重慶模式」的精髓所在,也正是「深圳模式」所欠缺的重要一環。「深圳模式」不過是一種經濟發展措施,一種提高效率、快速圈錢與積累財富的方法與手段,在政治與思想、精神層面,根本稱不上一種「模式」。
 汪洋倡思想解放


 看出「深圳模式」這一致命弱點的顯然有很多人,否則,3年前來到廣東執政的汪洋書記,就不會一到廣州就吹響了「思想解放」的號角,汪洋就是要賦予「深圳模式」以政治、文化與精神的內涵。在思想解放的口號下,廣東各地出現了諸多體制改革,有東莞的「騰籠換鳥」、廣州的財政公開、順德大部制改革與深圳的權力制衡試驗等等。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思想解放依然是風聲大雨點小。


 另外一位看到「深圳模式」存在嚴重問題並站出來呼籲的正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他在特區建立30年之際來到深圳,提出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是死路一條,提出民主自由和法治是人類共同的財富,之後又在連續七次的講話中促進政改、提倡普世價值,可惜最後又是一個不了了之。
 你想要社會公平,你想要公平正義,想要活得有尊嚴,有一條可走,就是用進一步的政治體制改革完善缺了一條腿的「深圳模式」,可這條路涉及到徹底的思想解放,涉及到一些人的根本利益,並不好走,於是一些人轉而尋求「重慶模式」。


 重慶產業大躍進


 重慶因地制宜重視民生的一系列措施值得鼓勵,但我們也要看到,這一系列經濟改革是在一個老工業區的直轄市進行的,有專家認為,重慶「新經濟政策」是靠政府「八大投」(即重慶城投公司、高發公司、高投公司、地產集團、建投公司、開投公司、水務控股和水投公司)支撐的,以龐大的國資為後盾,是一個風險極高的產業大躍進模式。無論是全民社保、公租房項目,還是戶籍改革,要長期運作下去,需要雄厚的資金。重慶模式是否能夠持續是個問題,要推廣到全國,就更成問題了。


 還有重慶學者指出,重慶模式不可複製和推廣到全國,主要是因為重慶有薄熙來書記和市長黃奇帆這樣的強勢人物相互配合,新政是在絕對權威之下推動的。「唱紅打黑」不是這個模式的附屬物,而是靈魂與主導,沒有「唱紅打黑」,那些民主經濟政策也難以實行。有人認為重慶是「強人政治」,有了強人才能帶動人民做事情。


 「重慶模式」更多的是一種政治模式,這也是「重慶模式」從一開始就有別於「深圳模式」的。


 政治上的倒退


 「重慶模式」從政治與思想層面來說,是一種赤裸裸的倒退,而它的迷惑性就在於這種政治上的倒退同經濟上的一些得民心的措施結合在一起,讓很多人迷糊了。


 「重慶模式」中的「人」與政府關係,最突出的莫過於「唱紅打黑」,唱紅是薄熙來提倡的,打黑更是政府強勢主導的,一個「對付」的是普通民眾,另外一個對付的也主要是以民眾中比較強悍的「黑社會」為主。這就是重慶模式的本質:用紅歌「教育」人民,用打黑對付不聽話的少數人民。


 3年來,自從汪洋提出思想解放,到幾乎每年一次與網友交流,以及每年兩會等在各種政府部門會議的講話,汪洋書記幾乎從來沒有直接面對廣東民眾「發號施令」過,更沒有以任何方式要「教育」廣東人民。汪洋始終避免扮演一個「教導」民眾的導師角色,在廣東的民間,你幾乎聽不到有人會提起汪洋如何如何,而在重慶,民眾常常提起「我們的薄書記」……


 決定權該由民眾掌握


 有些深刻的東西往往就存在於表面,我這種漫不經心的觀察恰恰揭示了「重慶模式」與「廣東模式」的最大區別。中華人民共和國上下30年的歷史,至少在這個層面已經檢驗了「重慶模式」與「深圳模式」的優劣。


 近幾年的公民社會的形成,讓越來越多的民眾認識到,政府與官員不是用來教育民眾的,而日益覺醒的民眾反而有義務與責任來「教育」政府,教導統治者如何執政,如何為人民服務。我們原本以為由統治者扮演精神導師的角色、動不動就讓人民去唱紅歌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在中國,左是政治正確的,所以,「重慶模式」乍一推出,就罩上了「唱紅打黑」的護身符,而「深圳模式」與「廣東模式」得以昇華的「思想解放」,卻躲躲閃閃,猶抱琵琶半遮面,至今也不知道要解放什麼。


 其實,無論是「發展」,還是「民生」,決定權都應該掌握在民眾手中,這就是民主的精華,也是發展不失去公正,民生不被忽悠的唯一保障。(摘自中國選舉與治理網2011-1-17,作者楊恆均)


http://tech.chinatimes.com/wantdaily/11052101/1120110119005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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