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克魯曼.中國時報)
美國人對華爾街火大，這是理所當然。先是金融業拖垮大家，導致這波經濟危機，接著它用納稅人的錢紓困，現在經濟低靡不振，金融業已經在發放鉅額獎金。如果你還不生氣，那就是搞不清楚狀況。但華爾街的罪惡不只是搞垮經濟和剝納稅人的皮而已。在危機和紓困之前，許多金融大亨已經靠從社會觀點而言就算不是有害、也是毫無正面作用的活動大賺其錢，而且他們還在搞。
且看這兩則新聞。其一有關高頻率交易的嶇起；高盛集團在內的某些金融機構利用超高速電腦搶先其他投資人，在大家都還來不及反應的幾分之ㄧ秒內買賣股票。高盛近來創下獲利新紀錄並可能發出破紀錄的獎金，原因之ㄧ就是靠高速交易進帳頗豐。
其二是有關安德魯.郝爾(Andrew J.Hall)的報導，此人在花旗集團負責一個從事石油和其他商品投機交易的部門，最近公司賺大錢，根據他與花旗的合約，花旗欠他一億美元獎金。
這兩則有何共通點?答案就是，兩家發鉅額獎金的企業都收受聯邦大筆援助。花旗集團笑納納稅人款項約四百五十億美元；高盛已還清收到的一百億美元援助，但也從政府對存款的保證以及對其他金融機構的紓困獲益良多。當這些接受補助者拿到九位數的獎金，納稅人該怎們想?就算高盛與郝爾的生意手段非常高明，沒想政府援助也能賺大錢，但他們的作為還是對美國不利。
在此釐清；金融投機有其正面用途，例如期貨市場提供誘因，讓投資人在天氣變冷前囤積燃料油，在暑假駕駛旺季前囤積汽油。這是好事。但根據一般大眾接觸不到的資訊從事投機就是另一回事。加州洛杉磯大學經濟學家郝舒拉發(Jack Hirshleifer)早在一九七一年就指出，這種投機往往是「私人獲利」加上「對社會無用」。高頻率交易可謂這種投機的最佳例證。
股市理應分配資本至其最具生產力的用途，例如協助具有良好理念的公司籌資。但吾人很難看出交易員比其他人快卅分之ㄧ秒下單，對提升此社會功能有何貢獻。郝爾呢?報導指他賺錢主要靠頭腦比其他投資人精明，而非引導資源至其被需要處。這也很難讓人看出他的作為有何社會價值。而且有證據顯示這種作為事實上有害。舉例來說，高頻率交易可能貶低股市的功能，因為他等於對接觸不到超高速電腦的人變相徵稅。史丹福大學經濟學家阿羅(Kennth Atrow)一九七三年說過，根據私密資訊投機造成「雙重社會損失」:耗損資源且破壞市場。
各位或許覺得有害的投機是小事一樁。卅年前這種看法也許正確，然而這些年來，相對於一般金融的「高級金融」(High finance)如證卷與期貨交易，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性大幅增加，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成長六倍。金融業收入遽增成為貧富差距惡化的主因。我們該怎們辦?
上週聯邦眾院通過一項法案，對廣泛金融機構的全套薪資福利設定規範，這是朝正確方向跨出一步。其實我認為在此法案之外，對金融營運也應加以更廣泛的規範，包括對超高收入課徵更高稅負。遺憾的是，眾院此一法案遭到歐巴馬政府反對，他們似乎還是依據「對華爾街好即是對美國好」的原則運作。這個政府或整個政治體制，都還沒準備好對此一事實；對美國已經變成一個讓歹徒賺大錢的社會，那些讓我們變窮的人反而獲得豐富報酬。(克魯曼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授，《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本報國際新聞中心尹德瀚摘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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