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許知遠】2012.05.08 02:48 am
那你的解決方案是什麼?
幾乎每次演講後,我總會遇到這樣的提問。提問者的態度有時虔誠、有時不屑—你談論了這麼多中國的困境,總該告訴我們一個答案吧,如果你給不出答案,這些談論有什麼意義?它只是給我們帶來不快。
每當此刻,我多少期待自己變成一八六二年的車爾尼雪夫斯基,或一九○五年的列寧一樣,在大聲問出「怎麼辦」之後,為歷史列出前行的路標,這必然是個充滿快感的行為。當然,此刻我們知道了,這明確的路標都是可疑的,它引領俄國進入一個迅速激進化的歷史隧道,通往更大的悲劇。
我理解提問者的困惑,事實上,我自己也同樣如此。在此刻的中國,只要你稍具感受力,一定感到一種全方位的危機。和一個多世紀以來來自外部的危機不同,中國這次的危機是來自內部的。在外觀上的,在軍費開支、GDP總量這些量化的狹隘指標上,它仍有著一個崛起大國的光輝;但在維繫一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諸多領域—教育、環境、公共管理、食品、社會倫理,中國則面臨著全方位的潰敗。中國精英階層的移民浪潮,是這種潰敗的最明顯的徵兆—作為中國經濟奇蹟的主要締造者與受益者,他們卻集體出走。中國似乎正在變成這樣一塊土地—沒人在乎它的前途命運,只要用最短的時間、最高效的掠奪它,人們的不安全與無力感,加劇了貪婪與無所顧忌。
仍高度封閉、傲慢的官僚權力,一個普遍不滿、混亂的民間,構成了此刻的中國,而且雙方越來越失去了對話的能力。前者越發傲慢,而後者則偏見日深。也像中國一個世紀以來的經驗一樣,試圖尋找中間的道路、理性的聲音,是如此的困難。
在俄國社會瀰漫著對「怎麼辦」的渴望時,一群知識分子在彼德堡出版了文集《路標》。他們都成長於十九世紀後半葉那民粹式的社會主義氣氛中,但他們決定反抗這股激進化潮流。在面對俄國複雜的現實時,他們期望能跳出「科學社會主義」、「唯物主義」這種狹隘的分析視野,回到俄國的宗教傳統,也回到精神領域,對他們來說,外在政治秩序的變革並不足夠,如何建立內在的精神世界可能更重要。這本文集主要作者們在一九一七年革命到來後,都沉默、死亡或流亡了。事實上,新政權以掏空個人的內在精神為己任,從而讓這些無個性的「新人」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的良好材料。
但《路標》的精神遺產卻並未中斷。一九七四年,一群在蘇聯制度下成長的知識分子出版了文集《從瓦礫之下》,明確的表達對《路標》精神的延續。比起一九○九年的俄國,一九七四年的蘇聯沒有面臨沙皇的荒唐統治、或是激進化浪潮的喧囂,而是面臨著整個精神傳統的損毀、政治權力無處不在的控制。而在這樣一個時刻,如何重新嫁接起已中斷的思想傳統,如何展開一場道德與精神上的重建,比起指責政治停滯,要更為關鍵。
在此刻的中國社會,你會感到,比起那些層出不窮的荒誕與醜陋,同樣讓人沮喪的是,人們還失去了分析與探討這些問題的能力與耐心。因為這種思維與精神的混亂,我們把所有的問題簡化為政治制度問題,所有的情緒都為焦慮與憤怒。以這樣的方式,不僅更難找到方案,而且常會選擇粗暴的方案。在對解決方案的急切尋求中,是人們對於個體責任的推卸,他們既不願意付出道德的、智力上的探索,只希望獲取外界的、別人的、最好是一攬子式的答案,而他只要遵從這答案即可。而歷史已經提供了很多教訓,在個人的道德與智力的自覺性覺醒前,重大的政治與社會變革不僅是無效的,而且常是災難的。
(作者為北京作家)
參考資料: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4/70780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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