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世紀英國傑出的哲學家懷海德雖然以理性清晰著稱，但對選舉活動卻熱情無比，每逢選舉必然全程參與，開票日更是非搞到半夜，全身沾滿酒氣和番茄汁，否則就不會回家，搞到他妻子都為他提心吊膽。
這就是民主政治的嘉年華傳統，在一個治理良好，氣氛大體和諧的社會，人性裡詭譎難測的部份沒有發作的空間，選舉自然成為遊戲規則公平清楚的歡樂嘉年華。
但民主選舉的這種嘉年華歡樂，卻不是每個社會都能享受得到。有的社會潛藏著巨大的宗教、膚色或種族階級矛盾；有的社會政治風氣不良，有了政治職位就有了一切，這都會讓政治暴力甚至政治槍擊事件不斷。而近代學者早已指出過，政治暴力事件最好不要發生，它一旦有了開始，就會有傳染效果，它等於是替該社會的政治文化裡注進了某種惡劣的基因。
近代史上，美國無疑的是政治暴力最嚴重的國家，由於一九六○年代來重大的政治行刺事件不斷，詹森總統曾下令成立一個總統委員會，由約翰霍普京斯大學校長艾森豪擔任主席，全美重要學者專家全都參加。一九八三年該委員會提出的十尺厚冊研究報告出爐，那是歷史上對暴力行為所做的最大規模動員研究。在該報告第八冊裡專門研究刺殺這種政治性暴力，該書即指出美國南北內戰所造成的國家撕裂，乃是此種類型暴力的基因源頭，而林肯被刺即開其端。從此後以總統為鏢靶即成了美國最丟臉的傳統。美國演變至今，行刺得遂及未遂的，總統計達八人，州長八人，參議員六八人，眾議員則九人，法官亦達六人。除了這種大趨勢外，刺殺亦有時代的傳染性，如一九六○年代甘迺迪被刺，使得六○年代類似刺殺大增；這種事情同時亦有地區傳染性，例如一八六○年新墨西哥區的首席法官史洛被刺，此後該區暴力即此起彼落，成了美國政治刺殺暴力最多的地區，到廿世紀才停歇。
美國的政治刺殺暴力冠全球，學者之所以認為它是一種傳染，乃是它一旦有了開始，接下來的案件幾乎都是受到啟發的孤狼或自由殺手所為。而美國的這種刺殺，幾乎都是針對現職者，而非在選舉過程中所犯。這種刺殺行為對美國政治的影響，乃是現職政治人物都被迫必須小心謹慎。
就以歐巴馬為例，他早年甚為親民，當了總統後，以前的許多朋友都已不見，「被暗殺恐懼症」造成了美國官場上那種高高在上的習慣。他們有話要講，也都要透過電視，民主政治的顯現，自然親切等品質已告失去。
而在我們台灣，人們原本還相當和善，縱使生氣也只是幹譙幾句就成了過去。但自從二○○四年「三一九」兩顆子彈後，惡性的暴力基因即在台灣政治及社會文化裡被植入，今年又有了「一一二六」的一顆子彈。台灣的這種刺殺暴力和美國的刺殺不同，它所造成的影響也有異。台灣的兩起槍擊事件，都發生在選舉過程之中，它當然會對原本已緊繃的選情造成足以決定大局的影響。因此，台灣這種刺殺暴力，對台灣的民主發展其實是傷害更大；原本公平的遊戲規則被大幅度拉回，贏的人不會自在，輸的人不會甘心，民主選舉在子彈因素下，只會讓戾氣更增。
此刻的台灣，在政治板塊上已是「五十對五十社會」，政治競爭更加緊繃，如何確保遊戲規則的公平性已更形重要。但經過兩次槍擊事件，我們已不能低估這種公平性會被不相干的因素所擾亂。將來如果陰錯陽差再發生類似意外，在這個兩黨都已莫名其妙受過傷害的此刻，我們朝野應透過立法或修法，替足以干擾到選舉結果的重大意外，設定出暫時凍結選舉這種措施，讓被拉回的情緒有一段冷卻期。選舉原本就是應規則公平，不相干因素無法干擾的一種遊戲。
讓贏的人贏得心安，輸的人輸得心甘。台灣民主要走得順利而不讓國際社會竊竊議論，公平原則我們不能忘了！（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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