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陳長文／法學教授（台北市）】
2011.02.08 10:18 pm
菲律賓政府將十四名台籍詐欺嫌犯遣送至中國大陸，我外交部立即對菲提出抗議，陸委會並與陸方交涉，希望嫌犯能遣送回台。然而，排除意識形態糾結的「兩岸情結」，就法、論理，這十四名台籍嫌犯送回台灣，會是最合於法理的安排嗎？台灣的主張是因為張三是台灣人（行為人國籍管轄）；大陸的主張是犯罪的受害人李四是大陸人（被害人國籍管轄），而且犯罪的結果也發生在大陸（客體領域原則）；而菲律賓的主張是，犯罪發生在菲律賓（主體領域原則）。看起來，每個主張都有其依據，都有理。
那麼到底最該由誰先管呢？筆者認為，應看那一個因素（嫌疑人國籍、被害人國籍、犯罪地）的聯繫關係最深。亦即由那一方來管轄，最能發現真實、實踐正義、制裁（嚇阻）犯罪。
一般而言，領域管轄（特別是由犯罪發生國）來管轄，是通常採取的方式。因此，菲律賓依領域管轄原則主張管轄權是有正當性的。而中國大陸主張管轄的法理基礎 也有一定的強度，畢竟被害者是大陸人（犯罪結果也在大陸），由於被害人在大陸，證據調查也有便利性。相對的，台灣唯一的連結就是犯罪嫌疑人具有中華民國國 籍。
試想，如果菲律賓不把人送到大陸而是送到台灣，或是大陸在接收了嫌犯後，又把嫌犯送到台灣。請問，台灣要如何進行犯罪調查？犯罪發生地在菲律賓，結果地在 大陸，我們要如何蒐證？要如何把大陸的受害人傳到台灣來作證呢？可見台灣的法庭，並不是審理該案最有效的「便利的法庭」。
台灣對於刑事犯罪的證據求的強度相當高，當這些嫌犯被遣送回台灣，在蒐證不易，甚至連被害人傳喚都不可得的情況下，可能的情形是，嫌犯將以罪證不足被釋放，這時，反而等於變相鼓勵國人透過第三地向海外犯罪。這樣的不正義會是台灣人民所希望的結果嗎？
不妨將心比心，想想如果相同的犯罪受害人是台灣人時，我們又會作何感想？當然，很顯然，菲律賓將我國籍的嫌犯遣送大陸，也未必完全是基於法理的判斷結果， 考量的可能是其與大陸的邦交。這一點，的確是台灣外交上不利處境的「現實」。但也正因這樣的「現實」，更應該訴之以法、訴之以理，否則當現實不站在台灣這 一邊，而連「法理」都沒辦法站得住腳時，我們要如何去伸張權利、捍衛台灣（或，更正確，公平正義）的利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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